黑塞用简洁而不乏诗意的语言讲述了悉达多悟道的故事。人物设置方面，最大的新意大概莫过于将悉达多·乔达摩这一佛教圣人一分为二地进行描绘，读者不难察觉：乔达摩即得道的悉达多，悉达多即悟道的乔达摩。在作品的第一部就安排了二者的交汇——乔达摩作为人所敬仰的佛陀，吸引了众多求道之人的追随，包括身为沙门的 悉达多和他的“影子”侨文达。但也正在此时，作者透露出主人公悉达多和乔达摩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而这一区别最终导致了悉达多选择亲历尘世浮沉而体悟大道而非寂然苦修或坐而论道。

       悉达多并不怀疑乔达摩确为得道之人，但问题在于乔达摩所悟之道作为形诸文字的教义时对于一个追求悟道的直接体验之人意味着什么？悉达多的质疑直接抵达了问题的关键——

       “希有世尊，您不可能以言辞和教义向任何人传达您在觉醒的那一刻所体验的事件。觉者佛陀的教义包容了许多，传授了许多——诸如如何正确地生活，如何脱离邪恶，然而有一点是这明晰的、值得尊崇的教义所没有包括的——那就是世尊本人自身体验的秘密。”

       正是对“自身体验”的执着，区别了悉达多和许许多多追求教义的求道者，他决不接受任何教义，只因这并非出自自身体验所得。如果说此前悉达多的求道方式主要是“声闻”——包括自幼学习经书典籍、青少年时期投身苦修，那么此后悉达多则自觉地以“缘觉”的方式踏上孤独的求道之旅。

       正如蒋勋所说，悉达多的选择亲历凡尘和《红楼梦》里无才补天的石头执意下凡是相通的，他们都选择了亲身体验，即使无法逃避虚无幻灭的结局。但悉达多和石头的初衷却截然不同：前者是以证道的思想准备而投身俗世的，后者则因受诱于“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立意到人间“受享一番”。然而悉达多和贾宝玉在历劫之后的大彻大悟却具有极大的相通之处。

       悉达多在经历了人间的情爱、富贵、亲情的纠葛之后，以超越时间的观念反观一生所历时，顿悟“每个人都执著于自己的目标，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目标所困扰，每个人都在经受痛苦。河水之声忧伤，带着悲哀与渴望，向自己的归宿流去”，“世界之所以表面如此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幻觉，即认为时间是某种真实之物。时间并无实体，侨文达，我曾反复悟到这一点。而如果时间并非真实，那么现世与永恒，痛苦与极乐，善与恶之间的所谓分界线也只是一种幻象。”

       《红楼梦》则以贾宝玉之眼之心遍观诸人，以其体察入微的心灵感受人际关系的纠葛、专一爱情与博爱情怀的冲突、小人物的卑微，乃至体贴每个生命或非生命的哀乐，于“龄官划蔷”一回顿悟“昨夜说你们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能全得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于“黛玉葬花”一回顿悟“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

       《红楼梦》中的佛家观念已有许多人指出并不乏梳理、阐释之作，如近代的王国维（姑且不论其立论之基是否正确），现代学者刘再复更常将贾宝玉视为“准释迦”（见刘再复、刘剑梅《共悟红楼》等）。刘再复在谈到有学者提出的“大宗教”概念时，尤其指出了《红楼梦》所具有的类宗教而非宗教的“大宗教”意涵。大意是说《红楼梦》里无处不在的大悲悯正是一种佛家的宗教情怀，而其所缺乏的一般宗教所具备的法度、规矩更使它超越了宗教可能存在的局限。从《悉达多》来看，确实印证了这个观点。

       乔达摩（即得道的悉达多）以自身体验所得之道形诸教义，吸引了许多信徒，但正如悉达多（即悟道的乔达摩）所说，成为乔达摩的信徒使他“担心这只会停留在表面”，因为“任何人也无法通过教义而得到救赎”。此后，悉达多以自我体验的方式求得他所谓的“道中之道”，也突破了婆罗门的经典、沙门的苦行和侨文达作为信徒而布道这类始终外在于自我的修行，达到了圆融通达之境。

       大概任何宗教的创立者本身都是如此直接体验宇宙人生的，并以一己的体验诉诸言传身教，或述而不作，或阐发义理，可惜后来者泥于教义并以此自足，终致囿于一隅、去道日远。恰如悉达多所言，“人们可以寻见智慧，在生命中体现出智慧，以智慧自强，以智慧来创造奇迹，但人们不可能去传授智慧。”

       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人生中那个摆渡人，但能够渡化自己的大概只有自己。